在国际化方面，在过去三五年里面，新东方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。我是2000年从国外回来的，当时海归回来的在管理层还不多。俞敏洪是我们新东方典型的一个“土鳖”，他是创始人。现在在新东方高层管理者中间，除了俞敏洪一个人以外，其他高管层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海归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既有中国的教育实践管理经验，又有在国外学到的一些先进理念，包括我们国际合作部的助理副总裁，财务CFO都是纯粹的美国人，通过世界猎头公司找过来的。当时找这些人才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过大讨论，尤其在我们上市之前，需要真正的高精尖人才的时候，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，倒底是花100万请一个中国国内的行业专家，还是要花1 000万，甚至3 000万，去请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人才。最终我们决定，宁可花3 000万，也要去请世界顶级的专业人才。因为只有这些人才，才能够最及时最快速的帮助新东方，把新东方推向国际，推向世界更大的一个平台。结果不出我们所料，这些高精尖的人才进来以后，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，就把新东方推向了美国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。我不想说股票，因为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上市以后我们感觉到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压力。我可以把这个数字告诉大家，新东方上市以前，我们出去进行路演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新东方值几个钱，我们跟世界的投资人说，只要15美元你就可以买一股新东方的股票。当时还有好多人在犹豫，但是到2006年9月7日开市新东方挂牌的那一天，开市就达到了每股22美元。更没有让我们想到，让我们自己也感到无比意外的是，刚刚上市一年，新东方的股票在上两个礼拜的时候，最高的时候达到了每股92美元。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说明股票有多高，我要说明的是世界的投资人，对中国，对亚洲，对在纽交所上市的第一个中国的教育概念股，是充满着期待和希望的。也就是说他们认定，这是一个有希望，在不断成长的企业。并因此引起世界教育领域的风险基金大量进入中国，进入北京、上海和其它的地区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也推动了教育领域民办企业的发展。
最后一点，新东方永远充满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。我说这话不是夸张，我相信俞敏洪在1993年开始创办新东方的时候，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。我坚信当时他从北大出来，到社会上来，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，就是为了挣几个钱，就是为了养家糊口。当新东方不断地在发展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会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，承担起更多的教育理想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有了一定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做教育，我们就会充满信心，我们能做更多的帮助他人的事情。可能有些老师或专家会说，还不是因为你们现在上市了，因为有了一点钱，所以才来谈这个。我在此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新东方的那些股东，尤其是一开始那几个大股东，从北大出来以后，他们为什么一直钟情于和非常喜欢教育。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挣了一点钱，但是没有挣很多的钱，他们居然能够开董事会，做了这么一个决定，说我们这个钱就不要分了，每年少分一点钱也就够了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钱投入来做一个中小学，尝试一下。因为我们觉得中小学好像才是中国真正的一个实业教育，而且想通过中小学来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。我们在扬州这个你难以想象的城市，居然投资了四个亿，买了三、四百亩的地，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小学，就是双语学校，从一年级到高三。造这个学校的绝大部分的钱，除了我们存的一点钱以外，都是通过银行贷款，你想象一下这些股东居然贷了三个多亿。然后回过头又做了一件事，就在中关村最中心的地方，买了一个新东方的教育科技总部的大楼，那个楼又是贷款三个亿。后来发现这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堪承受的重负，这些决定好像是有点过于冲动，过于主观。但是正是这个冲动，这个主观的决定，导致我们去寻求世界的合作，反而倒过来推动了新东方快速走向国际。今天我们仍然承担这么一种责任，我们还是会感觉到这两件事情做的是有意义的。我们不断地在跟各个民主党派、团中央进行合作。我们现在面对着两个压力，一个是我们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，因为我们始终坚信，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没有一种教育理想，这个企业是不可能走到长远的。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挣来的钱全部用于公益事业，因为我们又面对来自股市的一个巨大的压力，每年至少20%的增长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，我们既要做公益事业，还要保持股市的成长，所以说我们带着双重的压力。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感觉上市并一定完全是一件彻底的好事，因为我们发现不能够或者很难再去做我们纯粹理想的事情。在前不久，我们和团中央合作，赞助了他们一千万。因为这个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大，你必须要做。每年资助他们一百万，用来帮助西部的贫困大学生到北京来上大学，完成自己的学业。我们跟贫困地区，跟致公党，跟社会的其他行业不断地进行合作。但是我们每年在做公益事业的时候，同时要保证集团的利益，保证对股民的一个完整交待，在两者之间要不断地平衡。但我们坚持一点，只有一个理想集团最终才能战胜一个利益集团，这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变的一个意识和思想。